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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知道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1]是锡耶纳君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大臣的人,无不认定潘多尔福是一位最卓越的人,因为他把此人作为自己的大臣。因为人的头脑有三类: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第一类是最优秀的,第二类也是优秀的,第三类则是无用的。因此,这样说必然是合适的:如果潘多尔福不属于第一类,他就属于第二类,因为任何人尽管自己缺乏创见,但是如果对于他人的言行是好是坏具有鉴别力,他就能够识别他的大臣的作为的善恶;他激励后者,矫正前者;大臣就不敢指望蒙骗他,而保持良善。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在别的国家里,君主只需要同贵族的野心、同人民的傲慢不逊进行斗争就行了,可是罗马的皇帝们却有第三种困难:必须容忍他们的军队的残暴与贪婪,而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它曾经是很多皇帝灭亡的原因,因为要同时满足军队和人民这两方面是困难的。这是因为人民酷爱和平,所以总是喜爱温和谦逊的君主;而另一方面,军队却喜欢具有尚武精神的、残暴贪婪的君主。罗马人在他们夺得的地方,很认真地遵守这些办法,他们派遣殖民,安抚弱国,但是不让弱国的势力增长;他们把强大的势力压下去,不让一个强大的外国人赢得声誉。我觉得只要举希腊这个地方为例就足够了[8]。罗马人当时同〔希腊〕阿凯亚人和埃托利亚人修好,打倒了马其顿王国;把安蒂奥科驱逐了[9];然而从来没有让阿黑亚人或者埃托利亚人由于立了功劳而使他们的势力有任何增长。同时,无论菲利普怎样劝说也不能诱使罗马人成为他的朋友而不把他打倒。而且安蒂奥科的势力也不能够使罗马人同意他在那个地方保有任何地位。因为在这些情况下,罗马人所作所为正是所有明智的君主都应该做的:他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当前的患难,还有未来的患难。他们必须竭其全力,对那些患难作好准备,因为患难在预见的时候是容易除去的,但是如果等到患难临头,病入膏肓时就无可救药了。关于这一点,正如医生们就消耗热病患者所说的情况一样,在患病初期,是治疗容易而诊断困难;但是日月荏苒,在初期没有检查出来也没有治疗,这就变成诊断容易而治疗困难了。关于国家事务也是这样,因为如果对于潜伏中的祸患能够预察于幽微(这只有审慎的人才能够做到),就能够迅速加以挽回。但是如果不曾察觉,让祸患得以发展直到任何人都能够看见的时候,那就无法挽救了。外围体彩软件我不想略去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君主如果不是十分审慎或者不是很好地选择,他们就很难保护自己不犯错误。这就是来自谄媚者的危险,这种人充满朝廷。因为人们对自己的事情是如此地自满自足,并且自己欺骗自己,以致他们难以防御这种瘟疫;而且如果他们想防御的话,他们就要冒着被人轻视的危险。因为一个人要防止人们阿谀谄媚,除非人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当大家能够对你讲真话的时候,对你的尊敬就减少了。

外围体彩软件在研究这些君主国性质的时候,必须考虑另一点,也就是说,一个君主在困难的时候是否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屹立不移,抑或是常常需要他人的援助。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要说:我认为如果由于人口众多或者财力充裕能够募集足够的军队,同任何入寇者决战于疆场,他们就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屿立不移的人。另一方面,我认为,如果不能够同敌人决战于疆场,而只是被迫躲在城墙后面进行防御,他们就是常常需要他人援助的人。关于第一种情况,已经讨论过了,但是以后遇有机会,我们还需要再谈一谈。关于第二种情况,我只有鼓励这种君主为自己的城市森严壁垒、备足粮草,对于乡村则不要有任何顾虑,除此以外,我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任何人如果给他的城市作好了城防工事,至于同臣民的关系则依照上面指出的、以后还要谈到的方法进行处理,那么人们向他进攻总得慎重考虑一番,因为人们对于一项计划如果预见其中有困难总是不喜欢的,而且君主已经给他的城市作好了城防工事,同时他的人民又不仇恨他,如要对这样一位君主进攻,可以预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亚历山大大帝(AlessandroMagno),指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位是公元前336—323),通过战争控制整个希腊后;于公元前335年东征波斯,战败大流士三世;南侵埃及,建亚历山大城;远征北印度,公元前325年从印度败退;死于巴比伦。[19]阿尔皮诺(DecioClodioSettimioAlbino),193年称帝,197年被杀。

[6]“他们的生命短促”(labrevitàdellavitaloro)。事实上,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活了六十七岁,在位十三年(1471—1484),英诺森八世活了六十岁(1432—1492),在位八年(1484—1492);亚历山大六世活了七十二岁(1431—1503),在位十一年(1492—1503);朱利奥二世活了七十岁(1443—1513),在位十年(1503—1513)。据此,此处所称“生命短促”当指教皇在位期间而言。在1976年莱比锡版《君主论》(F.Blaschhke的德译本》及1965年美国杜克大学版《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集》中的《君主论》(A.Gilbert的英译本)均改译作“统治期间”(德文:“Herrschaftsdauer”和英文:“reign”)可供参考。[7]西奇比奥(Scipione,PubliusCornelius,公元前237?—183),绰号大阿非利加(l'AfricanoMaggiore),罗马将领,因征西班牙有功,当选为执政,并战胜迦太基人,大败汉尼拔于扎马之役。[2]格拉奇(Gracchi)指由平民选出的有名的古罗马护民官格拉古兄弟蒂贝里奥和卡伊奥(Tiberio和CaioGracco,公元前163—133,153—121)。二人分别于公元前133年和121年,在罗马贵族所挑起的反对他们的骚乱中被杀害;他们曾经采取一些有利于平民的措施,但似乎未获得人民的坚决支持。外围体彩软件[9]维泰洛佐·维泰利(VittellozoVittelli),1502年在西尼加利亚被切萨雷·博尔贾杀害。

[4]梅塞尔·尼科洛·维泰利(MesserNicclòVitelli),保罗和维泰洛佐的父亲,雇佣军队长,由于教皇西斯托四世死亡,1482年收复了卡斯特洛市(CittàdiCastello),任该市的统治者。死于1486年。[5]皮尔罗(Pirro,公元前318(?)—272年),古希腊埃皮罗国王(redell'Epiro),以军事天才见称,在公元前279年曾以沉重损失为代价打败罗马军队,侵占西西里和南意。公元前275年终被罗马人战败,公元前272年在希腊作战阵亡。[1]这是有意夸张的表达,但是它符合马基雅维里的一个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君主可以(甚至应该)将民事管理工作交给自己选择的地方官,而自己绝对地掌握战争事务。但是在新君主国里,就出现重重困难。首先,如果它不是全部是新的,而只是一部分是新的(从整个来说,它可以称为混合国),那里的变动主要是来源于一切新君主国所固有的困难。这就是,人们因为希望改善自己的境遇,愿意更换他们的统治者,并且这种希望促使他们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的统治者。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上当受骗了,因为后来经验告诉他们,他们的境遇比以前更恶劣了。这种情况是由于另一种自然的、通常是必然的情况造成的。这就是,因为新的君主由于他的军队和新占领之后带来的无数的其他损害,常常不可避免地开罪于新的属民。

[2]格拉奇(Gracchi)指由平民选出的有名的古罗马护民官格拉古兄弟蒂贝里奥和卡伊奥(Tiberio和CaioGracco,公元前163—133,153—121)。二人分别于公元前133年和121年,在罗马贵族所挑起的反对他们的骚乱中被杀害;他们曾经采取一些有利于平民的措施,但似乎未获得人民的坚决支持。教皇朱里奥二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迅猛;他觉察时代和事态同他的作法是那么协调,所以他总是获得成功。请看看在焦万尼·本蒂沃利奥还活着的时候,教皇对波伦尼亚进行的第一次出征。当时威尼斯人是不赞成这件事的,西班牙国王也不赞同,朱里奥就同法国商议这项计划。然而,由于他的刚强和迅猛的禀性,他亲自发动远征。这一行动弄得西班牙和威尼斯人举棋不定,呆若木鸡,后者是由于恐惧,而前者则是由于想要重新取得整个那波利王国的愿望。而另一方面,教皇把法国国王拉过来跟着自己。法国国王眼看朱里奥已经行动起来,并且盼望教皇成为自己的朋友,以便使威尼斯人俯首贴耳,也就自己认定:除非公开得罪教皇,否则不可能不给他提供军队。于是朱里奥以迅猛的行动完成了一项事业,这是任何其他一个教皇以人间最高的深谋远虑都不能成功地做出的。假使他象其他任何一个教皇那样行事,要等待各项条件都确定下来,一切事情都安排好,才能够离开罗马,他就绝不会成功了,因为法国国王会有一千条推托之词,而其他的人[1]对他会产生无限忧虑。关于他的其他行事就从略了,它们全部是属于这一类的,而且全都是很成功的。他的生命短促使他没有相反的经历;因为如果时光流转到了他必须谨慎行事的时候,他就会毁灭了;因为他永不会抛弃他的天性使他偏爱的那些方法。因为这一点很值得注意,而且值得他人效法,所以我想不应该把它略而不谈。当公爵占领罗马尼阿的时候,他察觉罗马尼阿过去是在一些孱弱的首领们统治之下,他们与其说是统治他们的属民,倒不如说是掠夺属民,给他们制造种种事端,使他们分崩离析而不是团结一致,以致地方上充满了盗贼、纷争和各式各样横行霸道的事情。他想使当地恢复安宁并服从王权,认为必需给他们建立一个好的政府,于是他选拔了一个冷酷而机敏的人物雷米罗。德。奥尔科[8],并授予全权。这个人在短时期内恢复了地方的安宁与统一,因此获得极大的声誉。可是公爵后来因为害怕引起仇恨,认定再没有必要给他这样过分大的权力。于是他在这个地区的中心设立了一个人民法庭[9],委派了一名最优秀的庭长,在那里每一个城市都设有他们自己的辩护人。因为他知道,过去的严酷已经引起人们对他怀有某些仇恨。为此,他要涤荡人民心中的块垒,把他们全部争取过来。他想要表明:如果过去发生任何残忍行为,那并不是由他发动的,而是来自他的大臣刻薄的天性。他抓着上述时机,在一个早晨使雷米罗被斫为两段,曝尸在切塞纳的广场上[10],在他身旁放着一块木头和一把血淋淋的刀子。这种凶残的景象使得人民既感到痛快淋漓,同时又惊讶恐惧。现在把这件事扼要地说一下。我认为,在阴谋者这方面,除了怀着恐惧、妒忌、担心受到令人丧胆的刑罚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但是在君主这方面,有的是一国之君的威严、法律,他的盟友和国家对他的保护,除此之外,还有人民的好感。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那样轻举妄动地搞阴谋。同时,一般阴谋者,在为非作恶之前都不得不有所畏惧;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阴谋者是人民的敌人,他在为非作恶之后,也一定是害怕的,并且因此决不能够指望获得任何藏身之所。

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看见只有那些曾经被称为吝啬的人们才做出了伟大的事业,至于别的人全都失败了。教皇朱利奥二世就是借助慷慨之名使自己登上教皇的宝座的;可是,为着能够进行战争,后来他就不考虑保持慷慨的名声了。当今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进行了许多场战争,而没有向属民征收特别的赋税,就是因为他依靠长时期节约之所得,供他的额外支出。当代的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假如享有慷慨之名,就不可能从事并且完成这样多的鸿图伟业了。[6]本蒂沃利奥(Bentivoglio)于1506年被尤利奥二世所驱逐,于1511年重新恢复了统治权。外围体彩软件在本书开头提出要论述的这些君主国的特性,我已经详细地讨论过,并且多多少少已经考虑了这些君主国盛衰的原因,还指出了许多人努力夺取并保持这些国家曾经采取的方法。现在尚待我概括地讨论一下在这些国家当中每一个国家可能使用的进攻与防守之道。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君主必须把自己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否则必然地招致灭亡。而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现在我不讨论法律问题而只谈军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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